

要采訪姚克并不容易。
他的診室外,總排著密無間隙的隊伍。不出診的上午,他會連續做十幾臺手術;午飯后他只給自己半小時休整,下午一般處理科研、教學和醫院行政事務。他身姿挺拔,走路“帶風”,走廊上、餐桌旁、會議室里,都在見縫插針地工作……
這的確符合我們對于全國著名眼科專家的設想。可直到推開他診室的門,一位普通醫生的形象又漸漸具象起來——浙江大學眼科醫院(浙大二院眼科中心)二樓,白內障專科門診。和所有診室一樣,門口等候著的總是面容焦慮的患者,開門的一瞬間,人們見到了院長姚克,他帶著讓人心安的微笑。

檢查時,他把高齡患者扶上座椅;看診過程中,他習慣拿著一支筆,在病歷上圈點,畫各種示意圖便于患者理解,再仔細寫下每個治療步驟。每位患者離開診室前,他會起身把他們送出門外。
“他是大專家,為什么還這么有耐心?”
跟著姚克坐診的幾天里,我們和這些患者一樣,沉淀出許許多多的疑問。幾次采訪中,我們一點點地找到了答案。
“我的病人當然是我做”
在姚克的診室,我們聽到最多的兩個字是“放心”。
來這里求醫的患者,大多面臨復雜的眼疾。高齡、眼部基礎條件差或是多種疾病疊加,加劇了手術難度,他們中有不少人輾轉過多地,最后找到了姚克。
眼前,一位高齡白內障患者角膜發炎、并患有糖尿病,被多家醫院婉拒。越到后面,越是沒有醫生會說“放心”兩字,他幾乎是不抱希望地來到這里。姚克見到他的第一句話就是:“你放心,不至于失明,我們想辦法。”
老人有些不知所措。姚克輕輕拍了拍他的手背,用無聲的肢體語言,又“說”了一次剛才的話。
一個上午的門診時間,掛號的足有四五十位患者,可從不見姚克“趕時間”或是不耐煩。患者大多是老年人,有的來自外地,有的視力聽力都有障礙,他盡可能通俗地和他們解釋復雜的眼科原理:“眼睛就像照相機,現在我們給你換‘鏡頭’,多層的,看得更清楚。但是,要先給你查眼底,檢查‘膠卷’好不好”;在討論手術方案時,他總是站在患者角度:“我建議不用裝最貴檔次的晶體,如果平時沒有看書習慣,戴老花鏡更方便……”
有些好不容易掛上號的病人,總想和大專家多咨詢一些問題,姚克在兼顧門外患者數量的同時,會盡可能滿足他們的需求。還有些患者不放心,一再確認:“姚醫生,我的手術是您做嗎?您這么忙,會不會安排其他醫生?”
“你是我的病人呀。我的病人當然是我做。”不論重復回答多少次,姚克的語氣始終溫和又堅定。
姚克的學生呂丹旎說:“姚老師一個上午看這么多病人是常態,如果遇到從外地老遠趕來的,他會幫著加號,不吃飯也會把門診先看完。”
幾次門診過后,我們漸漸理解了這位全國著名專家的“耐心”。正如他和學生們常說的:“我們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醫生,是患者的信任成就了這個職業,我們不能辜負這種信任。”
不做“保守”的醫生
在手術臺上,姚克和所有眼科醫生一樣嚴謹、沉穩。他那雙靈巧的手,能在精密的眼球結構中自如“游走”, 首次采訪的幾個小時前,他剛剛完成了兩臺國內首例白內障新型人工晶狀體植入手術。

可就在落座的幾分鐘內,他篤定地形容自己是個“不保守、不安耽的人”。
“不保守,對當醫生有什么用?”我們脫口而出。
他沒有急著解釋,而是掏出別在白大褂口袋上的一支筆,在手邊的一張白紙上,畫了一條弧線和一條直線,把我們帶回了上世紀80年代那場球面晶狀體和非球面晶狀體之爭。
姚克是幸運的。出身于眼科世家,趕上了改革開放后的研究生考試,順利地從原浙江醫科大學完成碩士學業,又考入上海第二醫科大學,師從我國著名眼科學專家陸道炎教授。
彼時,中國的眼科事業仍處于起步階段,由于沒有國產人工晶狀體,大量白內障患者都擺脫不了致盲的命運。借助改革開放的東風,進口人工晶狀體開始進入上海,這個小小的透明球狀物體,讓白內障患者看到了曙光。
博士生姚克敲開了陸道炎教授的門。
“球面人工晶狀體有球面像差,非球面光學質量更高,有沒有可能發明一種非球面晶狀體?”
看著眼前這位在眼科領域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博士,陸道炎的心里有些擔憂,但更多的是驚喜:“這是歐美國家認定的金標準,已經在臨床上應用多年……你覺得你能再造一種新的人工晶狀體嗎?”
姚克認真地點了點頭:“我碩士學的屈光學,我想試一試,教授。”

博士三年里,人們常常看到他沒日沒夜地泡在學校實驗室里。儀器滿足不了研究需求時,他就蹬上自行車,到原上海光學機械研究所借場地。他的眼睛里,看到的是球面晶狀體的不足;腦子里,是排山倒海般的測算公式,全然“聽不見”周邊那些稱他為“愣頭青”的聲音……
終于,博士畢業前夕,姚克測算出了第一個非球面等視像人工晶狀體的公式,證實了自己的猜想。課題《非球面等視像后房型人工晶狀體的研究——設計——研制及臨床應用》在國內眼科界一鳴驚人,獲得1990年的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;從此,國際眼科界有了另一種聲音——非球面晶狀體,來自中國的聲音。
浙江醫科大學向他發出邀請,愿意給他提供一份在當時條件足夠優越的工作。但是,姚克的心又在憧憬未來。
非球面人工晶狀體在理論上“疏通”了,但由于國內條件有限,不能進入試驗和生產階段。“西方的眼科到底先進在哪里?他們能做的,我們為什么做不到?”這兩個問題在他的心里一直盤旋,久久不能平復。一年后,他主動要求到瑞士留學。
大洋彼岸的學習經歷,令姚克震撼不已。歐美人的白內障手術切口僅為3毫米,國內是11毫米。“無論手術效率還是愈后效果,我們和國際前沿水平之間都有一道技術鴻溝。”他一遍一遍地在信件、電話里和國內的同行說,心中萬分焦急。
在瑞士的刻苦學習,讓姚克掌握了國際前沿的眼科理論、技術。他婉拒了留在當地做研究員的邀請,回到國內臨床一線。在條件仍然不夠完善的診室、手術室、實驗室里,“白手起家”,幾十年如一日地在白內障治療領域耕耘著。
有人會問姚克:“覺得自己能干到哪一年?有沒有想過退休?”“退休是到了年齡必須要辦的,但光明事業永無止境。”姚克答。他的世界里,仍有太多“好奇”的想法等待進一步驗證和探索。
“年輕醫生思維敏捷、體力更好,比起他們,我覺得自己更像一名‘試飛員’。”他說,“每次的全國首例手術,都像是試駕一架新戰機、去往一片未曾探索過的空域,我喜歡帶頭嘗試和探索。”
要和國際頂尖水平齊頭并進
浙江大學眼科醫院8樓,有一個占地近4000平方米的實驗樓層,這是姚克和他的學生們揮灑汗水的地方。每天,國際最先進的精密儀器馬不停蹄地運作,成千上萬的實驗數據被測算出來……這些走在全球前沿的研究,指向的仍然是姚克的“老本行”——眼科和視覺科學研究領域。
我們不解,在醫學飛速發展的今天,白內障手術從難度到愈后都已經相對成熟,就像是一座不少人都已經登上的高山,還值得繼續爬坡嗎?
他不是第一次面對這樣的問題。雖然,他的醫學生涯,親歷了白內障手術技術的飛躍,見證了如今浙江省內每個縣都能獨立完成微小切口白內障手術。但他依然敏銳地“嗅”到了不少難點。
幾十年的一線門診中,他發現,不少治愈的患者時隔多年又找了回來,年復一年,他們的晶狀體囊膜再一次渾濁,不得不接受二次激光治療……
“人們只看到了白內障手術的普及,卻不知道兩三成患者要承受人工晶狀體植入后的‘發障’并發癥,而在兒童白內障患者群體中,這一比例高達90%乃至100%。”看著一雙雙無比渴望光明的眼睛,他表示:“白內障研究,遠沒有到可以松下來的時候。”
明亮的實驗室里,他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指甲蓋四分之一大小的透明物體——新型藥物緩釋人工晶狀體,這是國際最先進的人工晶狀體之一,和普通晶狀體不同的是,它有一層很薄的涂層,上面有著肉眼不可見的高分子材料孔隙。
看似不起眼,實際上是個精妙的載藥裝置,能夠將安全、無毒性的藥物附著在人工晶狀體上。植入白內障患者的眼球內,便能定時、定量給藥,在更長時間內有效避免二次渾濁的發生。目前,這一走在國際前沿的研究已經完成動物實驗,不久后將投入臨床試驗階段。
“解決人工晶體載藥、緩釋問題一直是一個技術難題。”姚克的學生張曉波說,他和導師姚克表達過自己的憂慮,一如既往鼓勵創新的姚克告訴他:“不要怕犯錯誤,做不出來沒關系,有想法去做就行。”
近年來,團隊不僅在小小的人工晶狀體上下足功夫,姚克團隊的目光又瞄準了另一個交叉領域。
“即便再精益求精,人工晶狀體依然無法與自身晶狀體比。”他說,去前,團隊運用國際最前沿的干細胞技術,成功誘導了目前世界上透明度、厚度、形狀和屈光度與天然晶狀體最類似的原位再生晶狀體。“如果白內障患者能夠再生一個晶狀體,植入人工晶狀體導致的種種風險、問題都能避免。”
這個4000平方米的空間,裝載著浙江大學眼科的無數夢想與汗水。回到為什么“繼續爬坡”的疑問,姚克說,全國有著1.3億的白內障患者,隨著老年人口比例不斷攀升和發病年輕化的趨勢,這個數字可能還會增長。
他又一次掏出白大褂上的圓珠筆:“目前白內障手術2毫米的切口,只有筆尖大小。”他頓了頓:“10多年前,我從沒想過十幾毫米的切口可以‘進化’到這么小。反觀現在,我們有什么理由不繼續呢?”
其實,“爬坡”的不僅僅是姚克。他反問我們,幾十年來,整個中國眼科又何嘗不是從“白手起家”到飛速前行呢?
不久前,第39屆世界眼科大會在加拿大溫哥華開幕,姚克擔任本屆大會學術委員會主席,這是中國眼科醫生首次擔任世界眼科大會學術委員會主席。而就在30多年前的這個會議上,姚克是會場上唯一一張中國面孔。
“當年剛到國外時,我為他們的技術而驚嘆;如今,外國醫生參訪我們醫院,他們告訴我,這里的設備和條件是他們的夢想。”姚克說,不能滿足于“追趕”,更要和國際頂尖水平齊頭并進。

姚克眼中有兩座“山峰”。
一座是抽象的、永無止境的醫學高峰,他認定一條路,用科學技術和經驗步步壘筑;另一座是現實世界里的高山,群山深處有很多“走不出去”的眼科病人,“那我們就把光明送到他們的家門口。”
“送光明”是數十年前埋下的一粒“種子”。上世紀七八十年代,我國有2億多老年人遭受白內障和其他眼病侵襲。那時候,姚克在浙西山區下鄉插隊,在城市里長大的他第一次目睹眼病患者的困苦與無助。
姚克清晰記得一位患有嚴重白內障、幾乎雙目失明的老農民。老人平時上山砍柴,只能靠系在山道兩旁樹枝上的一只只白色塑料袋為標識,艱難摸索著上下山。
“他們根本不知道白內障手術能恢復視力,沒想過生命中還可能再見光亮。”青年醫生姚克在心里暗暗下定決心:“要給這些患者創造條件,重見光明。”
在瑞士留學期間,看到當地醫院用汽車、飛機搭載流動醫院給非洲患者看病,姚克受到啟發:“浙江山路多,我們也搞個‘汽車眼科醫院’,把醫療資源送到更偏遠的地方。”

1997年,深秋的清晨,一輛白色中巴車從浙二眼科中心駛出,奔赴“光明行”的第一站:麗水遂昌。姚克同治療眼底病、角膜病、青光眼的數位專家一同出發,為了給更多診療儀器和耗材騰出空間,醫生們擠在一起,隨著山路盤旋。
到達縣城時,他們和當地人打聽,哪里更缺醫療資源。人們指著遠方高聳的群山:“那里面,從來沒有眼科醫生”。
汽車向著更深的山區、海島駛去——村里沒有條件開展手術,孤寡老人沒有人陪同,他們就把病人接來縣城,術后再送回家;海島上路面狹窄,車輪常常陷到泥坑里,醫生們下車一起推著走,輾轉一天才到達目的地。
沒有人覺得這是辛苦的事。姚克說起這些,眼里閃著光。
“一個老年白內障患者,一輩子生活在昏暗的世界里,術后拆下紗布……”說到這里,姚克停住了,“那是一個難以用語言描述的瞬間。”
老人用手指著病房里的東西一一念出聲,“這是天花板、病床、開水壺……我都看見了。”姚克見證過無數個這樣的時刻。一雙眼睛,勾連著一個人甚至一個家庭的命運,“沒有什么比這種幸福喜悅,更令人欣慰。”他說。
27年過去,車輛更新到了第四代,車轍遍布山區、海島、邊疆大漠等十余個省市區,團隊為全國超10萬人做了免費義診,完成免費復明手術1萬多例。
然而姚克沒有滿足。“汽車流動醫院不應止于‘送光明’,更要輸送技術、送人才,填補一個地方的醫療短板。”
他們有更長的路要走。每到一個地方,團隊會為當地醫生更新設備、手把手教學,浙大眼科醫院為邊遠地區培養了一批眼科醫生,中西部地區建起9所復明中心。來自西藏昌都人民醫院的李和恩,由姚克親自帶教,后來成為西藏第一位能夠獨立開展白內障超乳手術的醫生。
“跟著汽車去跑一跑。”姚克常常對他的學生說。醫生,不只是看病救人,接觸的是來自整個社會的人群,更重要的是一份同理心,將心比心。
呂丹旎說,這幾乎成了師門的“必修課”。“平時在城市里,我們對便捷的醫療條件司空見慣,在落后的農村地區行醫,是一段特別珍貴的學習經歷。”
去年,呂丹旎主動下沉麗水慶元縣人民醫院幫扶,和她一樣,一代又一代浙二眼科人,跟隨汽車“流動”“下沉”和“扎根”,播撒更多的“種子”。